因为喝茶，不免留意与茶有关的事情。特别注意到茶的成为举国之饮，文人在其中的推波助澜。

　　元稹有一首一字至七字《茶》诗：“茶，香叶、嫩芽；慕诗客，爱僧家；碾雕白玉，罗织红纱；铫煎黄蕊色，碗转麹尘花；夜后邀陪明月，晨前命对朝霞；洗尽古今人不倦，将知醉后岂堪夸。”除了对茶的特点、加工、烹煮、饮用、功效作了全面概括以外，特别提到了“诗客”和“僧家”。唐之前，有关茶的诗文极少，中唐以后，以茶入诗大量增加。李白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孟浩然这类旷世的酒徒，也无不嗜茶，无不遗有诸多茶诗。很显然的，唐代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乡闾庶民，茶叶之所以成为“比屋之饮”，与其时场面上和山林中的达士名流或诗或文的赞赏不无干系。

　　这些茶诗，直接和间接地几乎涉及茶叶作为产业和文化的所有方面：

　　“倚溪侵岭多高树”（杜牧），“尧市人稀紫笋多”（释皎然），“春桥悬酒幔，夜栅集茶樯”（许浑），“三军江口拥双旌……水门向晚茶商闹”（王建），“商人重利轻别离，前月浮梁买茶去”（白居易），讲的是茶叶的收购、运输、贸易，使荒野变成繁荣的集市、军营变成茶樯林立、茶商喧闹的商埠，使商人抛下哀怨的令大诗人泪湿青衫的妇人。

　　“牡丹花笑金钿动，传奏湖州紫笋来。”（张文规），“动生千金费”，“所献愈艰勤”（袁高），讲的是宫廷贡焙。

　　“圆似月魂堕，轻如云魄起”（皮日休），讲的是从一般饮具炊器中独立形成起来的茶具，不再是早期“或吟诗一章，或饮茶一碗”那样的平常饭碗或汤碗。

　　“茗爱传花饮，诗看卷素裁；风流高此会，晚景屡裴回”（释皎然），讲的是由客坐敬茶而兴起的茶集、茶宴、茶会以及有明确目的和主题的社交活动。鲍君徽、王昌龄、钱起、李嘉祐都详细描写过这种饮茶礼仪。

　　“或饮一瓯茶，或吟两句诗……此日不自适，何时是适时”（白居易），“空堂坐相忆，酌茗聊代醉”（孟浩然），“水淡发茶香……钟声振夕阳”（刘得仁），“罢定馨敲松罅月，解眠茶煮石根泉”（杜荀鹤）……《全唐诗》凡提及茶事的诗词中，僧道写作或诗人们在寺院和僧道一起饮茶的诗词，竟占到总数的十之近二。文人与僧道不单是嗜茶者和茶的鼓吹者，也是茶艺和茶道的实践者和创造者。

　　茶与酒同为国饮，酒易乱性，茶为养性；饮酒尽可豪放，人皆呼作英雄，饮茶则宜雅致，否则难免“牛饮”之讥；醉酒固然造就了大诗人，也惹出了许多麻烦。虽然也有“醉茶”之说，却没有听说过醉了茶在茶楼题反诗的。“脑如冰雪心如火，舌不饾饤眼不花。协力免教天下醉，三闾无用独醒嗟”（郭沫若）。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，茶的“参百品而不混，越众饮而独高”，正对了文人们孤芳自赏的胃口。茶之为道，在“和、清、敬、寂”四字。此其所以西人认为茶“是东方赐予西方的最好礼物”，“是人类的救主之一”，“是伟大的慰藉品”。而唐人诗文推崇的“和、清、敬、寂”则成为后来的日本茶道的要义。

　　丰富多彩的茶诗“通道复通玄，名留四海传”（吕岩），文人们在把茶宣传成无人不知、无人不好的上品之饮的同时，极大地开拓和提高了茶的精神意义，使饮茶从单纯的物质享受升华为高尚的精神享受，成为艺术和哲学。

　　大约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，时下许多茶叶产地大办“茶文化节”，邀请专家文人听茶歌、观茶道，品新茶、谈茶经，以茶会友，以书会友，以诗会友。倘旨在经由对茶的文化品位的追求，促进对茶的自身品位的追求，自然是有远见、有胸怀之举。也见有以为“功夫在诗外”的，过于急功近利，视文化作纯粹的产品广告，只求推销本地本企业茶叶，则恐怕不仅于事无补，反而事与愿违。

　　有感于这类的大轰大嗡，我不揣浅陋地在一次“茶文化”盛会留下这样一副手书联句：

　　竹露松风蕉雨

　　茶烟琴韵书声

　　希望在一个喧嚣躁动的世界，至少在与茶有关的事情上，能多少保持一点安静。